传承人杨志峰:不想广州珐琅消失 憨居居几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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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.12.05 09:32:56
直接在金、铜等胎体上绘彩画图然后入炉烧制的广州珐琅工艺,同时又被称为“画珐琅”、“珐琅画”或“洋瓷”,透过这些称号足见其昔日兴盛的风光。然而,曾经名声在外的“广州珐琅”现在却不为大众熟悉。
从1975年进入珐琅厂当学徒至今,杨志峰在这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,并和同事一起研制了融合广州珐琅工艺和景泰蓝工艺的“中彩珐琅”。如今,老骥伏枥的他,唯一愿望是把广州珐琅工艺传承下去。
珐琅器根据制作的技法分类,主要有掐丝珐琅(俗称“景泰蓝”)、画珐琅(俗称“广州珐琅”)。
景泰蓝听得多,可广州珐琅很多人不了解。“乍一听,有人会问你们公司是不是剪发那种发廊?”作为传承人,杨志峰一谈起珐琅,就提起这个笑话。他说,开个发票,如果不和对方说清楚,肯定写成“发廊”。有的甚至连“珐琅”俩字也不会写,得解释给他们听。
广彩听得比较多,广州珐琅听得少。两者有什么区别?杨志峰说,最大的区别就是,广彩是瓷胚,珐琅是铜胚。珐琅扔在地上摔不坏,但边沿会有小磕碰,但广彩就不能这样弄了,一摔就全损坏。
杨志峰很忙,经常到学校、图书馆开讲座宣传珐琅。他的珐琅工作室位于花都,从天河开车过去,如果不堵车,得一个小时。
记者去那天,工作室里只有四个人,而原本应该有十多个人。杨志峰说,现在生意不好,只能一部分人休息,发基本工资,有工才开。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珐琅花瓶、珐琅碟子、珐琅灯具、珐琅茶壶、珐琅画……
“广州珐琅还得多宣传,”杨志峰感叹。
现在,整个广州已基本没人做广州珐琅。杨志峰说,申报非遗时,他们独此一家。
今年已经58岁的杨志峰长叹一句,“我做了几十年,不想广州珐琅消失。好听一点是说艺术追求,实际上是憨憨居居(粤语,意思是傻瓜)几十年。”

他希望珐琅不仅是工艺品,还能成为进入千家万户的日用品。

2016年11月22日,广州珐琅传承人杨志峰制作珐琅。.jpg

2016年11月22日,广州珐琅传承人杨志峰制作珐琅。

杨志峰作品《画珐琅镂空四方瓶》。.jpg

杨志峰作品《画珐琅镂空四方瓶》。

杨志峰作品《五棱大福瓶》。.jpg

杨志峰作品《五棱大福瓶》。
画珐琅曾是御用“洋瓷”
广州珐琅起源于15世纪中叶的欧洲,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传入东方。1684年清廷平定台湾以后,禁海开放,西洋制品开始涌入,珐琅由广州等港口传入,后来成为深受皇帝喜爱的御用“洋瓷”。
当时,珐琅的最大产地是广州,不仅有规模巨大的画珐琅行业和作坊,且曾向皇宫内输送画珐琅匠人,大量生产以满足皇室需要。珐琅匠人又被称为“南匠”。
杨志峰回忆说,广州十八甫一带是主要的珐琅产地。日本侵华战争期间,广州沦陷,一批老手艺人回到花都乡下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对珐琅工艺比较重视,重新组织了一个花县珐琅厂。
工厂从成立之初的十几个人,一直发展到三四千人。杨志峰笑道,“因为传统的技艺一般是传男不传女。可是后期,我们工厂女的比男的还多。”
那个时代,珐琅可是高级货,全都用来出口赚外汇。最鼎盛时期是上世纪70年代。杨志峰回忆,那时候工厂整天开工,基本没有休息,晚上还要加班到十一二点,产品根本不愁销路。当时,珐琅销往全世界,以欧州最多。
那个年代,一个珐琅产品,最便宜也要十元八元,最贵高达一百多元。而当时杨志峰学徒满师后的工资才32元一个月。
就是在珐琅行业的鼎盛时期,杨志峰进入花县珐琅厂。1975年,杨志峰高中毕业,“那时候上山下乡,我在家里排老大,不用下乡,就分配到花县珐琅厂工作。”一开始,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厂是做什么的。“只是自己从小对美术感兴趣,分配到珐琅厂也可以画画,感觉挺好。”
学徒制三年后,杨志峰出师。他说画珐琅比较难的一点是,画是立体的,画笔的起伏要跟弧度来走;其次是颜料研磨,一味磨,好枯燥,但这个步骤可不能小觑。杨志峰说,颜料磨到合适标准,才能保证珐琅烧出来光泽度好又平整。
由于有美术基础,杨志峰上手比较快。1976年,珐琅厂还请广州美院的老师过来给技术工人培训,杨志峰又正式学上了国画,把国画技艺运用到珐琅制作上。
南北融合首创中彩珐琅
中彩珐琅是广州珐琅工艺的一大创新。“人生最踏实最有成就感,是做中彩珐琅的时候,得到了社会的认可。”回忆起这段往事,杨志峰尤为自豪。
杨志峰说,1979年至1981年,“当时厂里领导考虑到前途问题,决定将工艺进行改革,组织我们六七个人去北京珐琅厂学习景泰蓝的工艺。”
“单纯模仿景泰蓝的工艺是没出路的。因此,我们想到将传统广州珐琅工艺与掐丝珐琅工艺融合,研制出新的品种‘中彩珐琅’”。杨志峰说,这个工艺是几个工人一起研制出来的,他主攻点蓝。研制了好几年,碰到好多问题。
传统的广州画珐琅要经过制铜胚—挂瓷(烧上去的)—绘彩—烧彩—打磨等工序,掐丝珐琅(即景泰蓝)通常要经过制铜胚—掐丝—点蓝—烧蓝—打磨等工序,而中彩珐琅则是把两者相结合。
1982年,用了200多天,第一件中彩珐琅作品《仕女图笔筒》出炉。杨志峰说,虽然试制成功,但画面有些模糊,还不尽如人意。到了1986年才算真正成功,厂里还申请了专利。
杨志峰说,由于自己对这个感兴趣,当时又是车间主任,也就掌握了中彩珐琅制作的全流程。中彩珐琅结合了景泰蓝和画珐琅两者的优点。画珐琅可以写实,头发丝也能展现,而景泰蓝做不到这么细的工艺,只能做装饰性。
比如一个中彩珐琅花瓶,手绘上去的广州画珐琅,既有细腻的人物,又有书法,显得淡雅、古朴,而景泰蓝图案花纹全用掐丝做成,呈现出金光闪闪的装饰效果,显得高档很多,两者相得益彰。
下岗工人建珐琅工作室
虽然想方设法创新,但珐琅再也难回巅峰期。杨志峰说,广州珐琅的发展每五年一个周期,是波动发展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,广州珐琅销量下降。到80年代中后期又有起色,工厂同外商合资,变成了合资企业。到了90年代初,外销不好,又转做内销礼品。
2003年是杨志峰最难过的一年,珐琅厂资不抵债倒闭,那时候他已经是厂长。杨志峰说,“当时厂里多种经营,有100多人,不但做珐琅,也做玩具等。其中做珐琅的工人有几十个。”
工厂倒闭,不少人选择了转行,可杨志峰依然留了下来。他说,最关键是自己喜欢。“做了十多年,我已经40多岁了,这个年纪你还要我做什么?下岗那会,晚上觉都睡不着,白头发全出来了。”
后来,他带着十几名下岗的珐琅厂技术员继续留在了这个行当,组建了一个珐琅工作室。
“之前礼品的市场还行,可是八项规定后,礼品市场大受影响。现在考虑如何进入普通家庭”。杨志峰说,珐琅工艺复杂,一个花瓶就得做十几天,一个20多厘米高的中彩花瓶就要几千元一个,只能走中高档路线。而他的珐琅工作室里摆放的好多珐琅工艺品,标价都在万元以上。
珐琅传承前景不乐观
对于珐琅技艺传承的艰辛,杨志峰深有感触。“珐琅技艺经过老祖宗代代相传,到今天能流传下来很不容易。刚进厂时,我对这项工作很认真,自己也很喜欢,过了几十年到了今天依然坚持做这件事。但在传承方面感觉很困难,因为很多年轻人不了解,不太愿意学。制作过程又辛苦,还不赚钱。到现在,我觉得需要有人继承做这个事,特别是广州珐琅现在很少人做。”
杨志峰有着无奈,“感兴趣学珐琅的人不少,可都是抱着玩玩的态度。我去学校上课,但学生都是学做简单的珐琅。也曾经有研究生跟着学,但做不了多久就走了,研究生也觉得到学校当老师比做珐琅好。儿子现在玩摄影,有时会做一些珐琅手饰。”
如今,杨志峰仍然努力维持着珐琅工作室。他的希望是,珐琅不仅能做工艺礼品,还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当日用品。
杨志峰说,目前他还没把广州珐琅放到网上卖。他心疼那些宝贝,“卖几十元一百元小件的广州珐琅,可能可以。但如果是大花瓶、大碟子则比较麻烦,我们全是手工制作,运来运去的,碰烂一点就很麻烦,如果有点瑕疵客户退来退去,成本也很高。”
面对电商时代,也许,杨志峰会选择上网售卖这条路。
工艺广州珐琅
珐琅器根据制作的技法分类,主要有掐丝珐琅(俗称景泰蓝)、画珐琅(俗称广州珐琅)。画珐琅俗称洋瓷又叫烧瓷,大约在17世纪初由欧洲传入中国后,其技术也随之为中国工匠所接受,并很快制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工艺品。广州画珐琅以淡雅取胜,善于用西洋风景人物和舒卷自如的卷草番花作为装饰图案。广州珐琅的大幅彩画如书法淡雅、古朴、细致、生动。中彩珐琅是近几十年来广州珐琅工艺的又一发展,它将传统广州珐琅工艺融合在掐丝珐琅工艺里面,是两种珐琅工艺上的结合。
中彩珐琅的取名也特别有意思,杨志峰说,“中”有几层意思,一是表明产品中央有主题彩画;此外,这彩画不像广彩那种釉上彩,它是夹在中间层的釉下彩,绘上后还要加一层透明釉以保护画面,而且画面是平整的,如果不平,烧完后还要细细打磨。就像很多民间工艺品一样,珐琅也讲究好意头,“中彩”二字还蕴含大家喜闻乐见的好意头,也很符合珐琅时常作为馈赠礼品的需求。
制作
中彩珐琅
制胎:将红铜根据设计图的要求裁剪出不同形状,再把它敲打成瓶、盘、碗、罐等各种形状的铜胎。杨志峰说,选择红铜是因为它比较纯,不像黄铜那样多杂质,所以更稳定,不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形。有时一个铜胎要反复烧制几次才能成形。在没有模具的过去,铜胎还要手工打出来。
掐丝:用镊子将事先做好的柔软、薄而细并具有韧性的铜丝,按照设计好的图案,用手掐(掰、弯)折叠翻卷成花纹,焊接在金属胎上。
点蓝:给珐琅涂上色料。
烧蓝:将涂上色料的珐琅进行烧制。
绘彩:在铜胎上手绘彩画,这是体现画珐琅特色的重要一步。
烧彩:将绘好的珐琅再次进行烧制。
打磨:烧制后的珐琅表面釉料薄厚不均,要将其磨平,使掐上的丝显露出来。杨志峰说,有时他也会专门留下一些凹凸不平的画面,使珐琅看上去有类似于浅浮雕的立体感。
电镀:珐琅生产工艺中最后一道主要工序,是为了防止产品的氧化,使之更耐久、更美观。
策划:王海军 李艳 陈实统筹:许晓蕾 胡群芳 陈养凯出品:南方都市报朋友圈新闻工作室主持:胡群芳采写:南都记者许晓蕾摄影:南都记者 冯宙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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